印度人“占領”硅谷，為什么印度科技公司不行？
前不久，汪濤先生寫了一篇中印管理對比的文章，主要表達了兩方面觀點：其一是美國科技巨頭被印度人“接管”了，作者認為在管理水平上印度甩出中國“二十一萬六千里”；第二是歐美知名商學院也被印度人“接管”了，但華人并不知道自己“輸”在哪里，作者對國人不懂得 MBA 的利害很著急。進而，汪先生推斷：印度產業會靠 MBA 超越中國。一言以蔽之：他將中國產業振興的希望寄托于 MBA。
應該說汪先生的文章言辭懇切，有很多數據，沒有理由懷疑其拳拳之心。而且作為普通的公眾視角，看到大量印度人成為美國公司高管，對于 MBA 教育能夠提升產業水平充滿期待——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印管理優劣”以及“MBA 教育價值”都是需要多維度思考的大命題，在產業進步方向上則是大是大非的判斷，筆者并不贊成汪先生神化“印度管理”以及商學院教育的立論。更何況“印度人在美國的管理能力”更多代表美國的管理水平，印度本國的管理水平與之相差十萬八千里，時空錯位的對比邏輯上也不嚴密。
以下三點不同角度的看法供探討：
首先，中印管理的“龍象之爭”是偽問題。如汪先生所見，印度人的管理能力有其成就，但必須區別開“美國印度裔管理能力”和“印度國家產業管理能力”兩個主體。如果看印度國家整體的管理能力，在種姓制度帶來的壁壘森嚴的階層分野和下層民眾文化心理上的安于現狀的大背景下，印度經濟和產業根本上很難形成類似中國社會前 30 年的全面勃興。中國前 30 年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各階層 13 億普通人改變個人和國家命運的意志與欲望，也就是“小人物的奮斗”。印度有深層缺陷的民主制度，不但未能遏制腐敗與財閥勢力，相反崇拜“精英主義”，形成了極其低效的國家決策體系。還有，印度的多宗教文明、地域分割等，都是限制其經濟騰飛的因素。這些因素映射到企業的管理上，印度企業的管理能力也是有待商榷的。
回到汪先生對印度人占領全球商學院的焦慮：絕對點講，即使全球一半以上的商學院院長、教授、MBA 學生是印度人，大約也難言會造就印度本國經濟未來的崛起。過度夸大管理學對一國經濟的影響顯然是荒謬的，文化與制度才是根本，更何況管理學本身還是弊端重重缺少革新呢？
其次，將商學院教育推向神殿值得警惕。對于汪先生對 MBA 教育的極致推崇，筆者也認為有一點極端化。汪先生的文章引用了兩個案例，一個是中印比較，一個是華為與中興的比較。依汪先生的邏輯，印度管理比中國有基礎有優勢，但卻和現實中印度經濟與中國經濟的巨大差距存在本質矛盾；而他認為中興管理比華為強很多，中興的銷售額卻只有華為的三分之一不到，過去十多年節節敗退。顯然，其判斷和事實明顯違背。從個體角度讀 MBA 并沒有錯，商學院對于非商科學生來講，是重要的商業通識教育陣地，在商業歷史上有其解放思想的正面價值，但過去 30 年全球產業界將 MBA 推上神殿則是危險的，將商學院教條的與金融行業就業連接也是一種全球范圍內值得警惕的現象。
知名學者冀強對此分析：“最優秀的青年群體紛紛擁擠進商學院學習商科而不是最具建設性、基礎性的理工專業，就像一個人被抽掉了骨骼一樣”，他對于 MBA 教條帶來的產業后果充滿憂慮，進一步認為：“當今西方經濟包括中國經濟的重大病癥恰恰是經濟學、管理學在核心主張上出問題了，企業家和企業在錯誤的價值主張牽引下，謀求資本利益最大化，商學院當屬始作俑者之一，一大批 MBA 畢業生成為職業經理人，又將此主張和一套教條哲學、方法大量應用于企業實踐，禍害了企業，也禍害了所在國家”?，F實對比案例更是不勝枚舉：國內很多知名企業的大佬成天醉心于在管理經典中尋求魔法，結果企業都搞得發展不彰，實際上，諸多中國優秀公司的實踐本身是反對教條主義的結果，與汪先生所言的 MBA 式領導力沒有任何聯系。
最后，探討管理問題應該回歸企業本質的 “價值創造”和“服務客戶”屬性?？梢?，中國管理的問題并不在缺少 MBA 層面，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和矛盾，更多在實體經濟層面。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學和管理學在根本的價值主張存在一定誤導，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導致經濟虛擬化，金融空轉，錢生錢而不是投向實體經濟，暴富主義價值觀流行，制造業不彰，世界范圍內空前的貧富分化與階層對立……由此亂象叢生，比如：投資圈喜歡給產業界指點管理，雖然一些投資人完全沒有實業管理經驗，但他們依靠媒體的話語權讓產業界出現過系統性迷茫和焦慮；比如：VC 和 PE 泛濫，金融業吸引了大量人才在各個城市的 CBD 喝咖啡憧憬錢生錢的神話，很多年輕的金牌 MBA 對于資深企業家大談“顛覆式創新”和“風口式發展”，這樣氛圍映襯下來在產業界實踐的管理者顯得低級和不堪。簡單概括這種現象就是“資本價值觀產業化”，是非?？膳碌膬r值錯位。中國企業界應該反思這種價值主張的巨大危害，而不是彰顯和推崇，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不是靠一群沒有好工作就去讀 MBA 的高級求職者，而是靠雙腳站在泥土里的奮斗者。而且，即使在美國，MBA 對經濟發展正在帶來惡果。商學院"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價值主張、紙上談兵的教條哲學，過度量化的管理技巧，已成為美國企業普遍存在的痼疾，美國管理學界也在反思?！肚褰掏降亩Y物》一書對此有深刻反思一個國家的青年人熱衷于讀商科，最優秀的學生一窩蜂地追逐金融、管理、經濟這類專業，畢業后紛紛去投行、基金公司等，這對國家絕非吉音。中國今天的挑戰恰恰也在于制造業在衰退，虛擬經濟虛火過旺，導致優秀的青年學子在價值取向上也開始"脫實向虛";
當然，如果對比印度裔管理者和中國裔管理者在硅谷的成就，印度裔確實略勝一籌。正如長安資本屈向軍基于對硅谷科技企業的觀察發現：“中國人聰明勤奮，重視教育，但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教育方式不利于培養頂級科技精英，基本要依靠留學歐美做系統重塑，本土精英需要學習西方現代思想才能有大成就”。這或許就是在美國高科技企業中中國裔高管缺少的一部分原因，另外一個客觀情況可能也和中國 BAT 等互聯網公司的快速發展有關，吸引了一部分海歸回國，中國公司成為了涵養中國高管的大本營。這背后有復雜和系統的情況，僅僅對于中國對全球化精英的教育培養體系來講，汪先生的擔憂有其道理和合理性。
但如果放眼國家層面，國家持續發展之本、強大之本還在實業，實業的靈魂在制造業，中國超越印度的密碼之一就是中國每年有幾百萬的學工科的畢業生，他們投身于中國的制造業，默默無聞，腳踏實地，才造就了 30 年中國發展的奇跡。中國企業界既不需要自慚形穢，也不應該盲目自信。商學院和 MBA 有其合理價值，但不能拋棄實踐打造虛擬的管理學神殿。管理最終應該回歸商業的本質，不是“錢生錢”，也不是“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價值創造”和“服務客戶”，由此，CEO 及廣大管理者不應該把注意力都放在如何做大市值及如何取悅股東。
綜上所述，推動中國企業管理回歸價值原點，或許是以上和汪先生探討的真正意義。